家庭出身是什么
我有一种自名的“填表幽闭恐惧症”，一拿到需要阐明自己来历的表格，就好像进入密闭或者拥挤的狭窄空间，会焦虑，手发抖腿发软；一旦离开表格，迅速恢复正常。
到现在都对表格上的栏目糊涂，比如啥叫“籍贯”，就一直不清不白。若是指祖籍地，即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，那么我对祖父一无所知，我出生时祖父祖母皆已过世。我之所以反复填写“安徽界首”，是因为它是父亲的出生地，祖父出生在哪里天晓得。
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，我们家没有家族史，只有父母和我们的新中国断代史。
我始终没搞明白的是，自我介绍履历的表格，和我祖父有何关系；我一无所知的“界首”因此要活在我的表格上，而我自己的出生和情感根基蚌埠却被排挤。
我对不知道作用的栏目会产生未知的恐惧。
这是有来由的。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对家庭出身的严格定性、审查与重视，是匪夷所思的。
身份来历表明着政治倾向性，其色彩必须要明确。
通常界定出的红五类算是根红苗正，它指的是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、革命干部、工人、贫农（雇农、佃农）、下中农等的一大批人，后来也泛称他们的子女出生家庭成分为红五类。
1966年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：“对于工人、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、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，凡是合乎条件的，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。”就连加入红卫兵都明确应以劳动人民家庭（工、农、兵、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）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。
而被标注出黑五类的孩子，毕业分配、招工、参军、提干、谈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，能进入到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行列便是万幸。
家庭成分不好，你貌若天仙也是个天生的次等货，哪个红五类的要了你就是降低身份给予你恩赐。
我从小学起就常常要面临填写这样的表格，上面有“家庭出身”或“家庭成分”那样的栏目。
一到这个时候我父母就犯愁了。
我们家是典型的黑五类，父亲是旧政权的军警，尽管有起义后加入新政权公安队伍的经历，终究被认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
但他从心底里对这个判定是拒绝的。
我那时虽小，也能感觉他们是硬着头皮填上“职员”这样不门不类的名称的，既踌躇不定，也胆战心惊。
我没见过爷爷、奶奶、姥爷、姥姥的样子，他们在我记事前都已过世；因为家里都有田地，皆为地主成分。
我隐隐约约感觉父母填成分时在欺瞒，也知道就家庭出身而言我们实在与一脸自豪的“工人、贫农”那样红五类的同学相比矮半截，所以每次我都是怯生生的把填有家庭出身的那张纸，塞在一叠表格里头，想蒙混过去。
家庭出身还是极大的刺激了我。
红小兵是集体批发加入的，却还是刻意的拉下了几个人，其中就有我。
我哭得跟打湿的棉花团似的，非常委屈。
初中入团屡屡看着老师怜惜的眼神过不了关，姐姐哥哥也因此下放农村抽不上来，更无法当兵、推荐上大学。
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年月，我在那么小的年龄就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大问题：我们为什么不该是红的一部分？我们也是黄皮肤为何被强制涂抹为黑色？
我见过同学家里有个老人像，一个瘦瘦的戴着瓜皮帽那样的形象，据说原是秀才。虽是画像，眼睛很锐利的盯着你。
他的家庭成分栏里填的是“自由职业者”，我弄不懂意思便问父亲，他沉吟了半天，竟说出了“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”那样的经典语录。
我因此就对“自由职业者”感觉很神秘、很向往。“职员”和“自由职业者”与工人、贫下中农的不同类别，让我与那位同学的关系也天然的近了一层。
多年以后，若论饭碗的经济价值来说，贫下中农排最后；职员被白领取代，排在蓝领工人前面；而自由职业者则以老板的称谓最靠前。
可疑的家庭成分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感到被分门别类的伤心。
我后来选择以读书成绩门门好来去赢得老师的欢心、同学的瞩目，就是试图去改变家庭成分对我的负面认定。
说不清楚它最终形成了抗争心还是讨好型人格。
那个时段正是国内忆苦思甜的高潮。
蚌埠不长的一段大马路，几个地方的橱窗里都有控诉四川恶霸大地主刘文彩的泥塑，大斗进小斗出，翘着二郎腿叼着长杆旱烟袋的嚣张。
造型和技巧并不怎么样。
倒是大塘公园湖西的那一排，颇得我的喜爱，一堵长墙的橱窗里，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，眼睛放个什么珠子做的，竟然有眼光。
二三十年后有人要给刘恶霸翻案，说他是大善人，灾年接济穷人；家里水牢不是关人用的。
我是坚决不能同意平反的。
对错不论，他那付坏样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，你想要把我们少得可怜的童年影像最鲜明的一幅抹去么？
那时最常听的歌就是“天上布满星，月亮亮晶晶。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申…..”；天天霸着银幕的八个样板戏，大部分都有老百姓受苦受难的篇幅。
也有疑惑，比如白毛女家里过年要包饺子，李玉和喝米粥喝出沙子。想想，也不是那么悲惨呀；那时我们家里的米也要筛，里面尽是小石子；也是过年才能有顿饺子，吃到肚子滚圆。
大搞忆苦思甜教育更是奇幻，日子已经那个样子了，我们还得要充分认识到目下的无比幸福。怎么去认识？与旧社会劳苦大众进行对比，弄个反差出来是必须的。
“万恶的旧社会”是个定性；而“旧”指什么时段却很模糊，反正得有地主、资本家，得有警匪兵。
实践方能出真知，学校叫我们这些小娃娃吃“忆苦饭”。
我敢说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是真正在旧社会吃过这样的“忆苦饭”的，证据是他们几个在办公室商量什么是忆苦饭，意见还相当不一致。
最终讨论出的饭谱是，到华盛街菜市场找那被人丢弃的烂菜叶，特地寻来一袋子豆渣，拌些杂面糊弄，决不放油盐。
老师们辛苦探索出的“忆苦饭”你就得吃，为了表达与旧社会劳动人民同根同苦，你还得大口大口的吃。
几个老师都站在你身边，吃得越多，表情越正确，得到她们的赞许也越多。
可怜我们这帮十岁左右的娃娃，本来在家油水就不多，加之这无油无盐的豆渣、糟糠团子实在是难吃难咽，还得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好吃表情，真真是太难为宝宝们了。
班里有个女孩吃了一点点便呕吐不止，再不肯吃，死活就不吃，哇哇大哭的闹，老师也苦笑着无法。
她让同学蔑视了许久。
我倒是很羡慕她，吃的“忆苦饭”在肚子里像块石头一样堵，翻腾的味道真是难受。
老工人、老农民来学校忆苦是我们必修的活动课。
一般都是身上有被狗地主的恶狗咬的疤痕，捋出来引以为据。撩起衣服露出来的时候，满场轰动，都争着挤着看个究竟。
碰到疤痕大的，大家啧啧惊叹：狗地主够狠的。要是小了些，就有人不屑、不满：就那点，跟猫爪子挠的似的，比上次的差远了。对他忆的苦，就打折扣。
我今日想，这事蹊跷。
小时在怀远乡下被小姨家的土狗追着咬过，它扑上来结结实实的冲那肉最多的屁股就是一口，到现在还有牙印子。
为什么他们的疤痕都在腿上、胳膊上呢？莫不是那些狗会避肥拣瘦？
上边在忆苦，下面就得呼应，而且要跟着情节哭。
因为听多了会麻木，加之有些讲述缺乏情节吸引，只是怒骂式的概述，又不会煽情，就出现流不出眼泪的情况。
这是非常难堪的事情。
你会担心别人说自己没有阶级情，只好低着头做抽泣状，有声而无泪。
听着别的同学嚎啕大哭心里真是无比羞愧。
我对“装模作样”的深刻理解，就是从忆苦装哭开始的。
十几年之后，再见到那几个号啕大哭者，严厉追问，方知也是假牙居多。我们那么小的年纪，就在学校里学会了“装模作样”，大家都感慨万分。
我们身边的人物也在颠覆我们的认知。
我见过一位被定性坏分子家庭成分的同学的妈妈，是个很干净很温和的女人，头发一丝不乱的梳着，看着我，投给的目光比我娘还要温暖；每次到她家，都会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。我的戴着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的“职员”父亲，几乎是没一点脾气，买菜、做饭、上班、习书画，脸上经常很满足且稍有些谦卑的笑着。
当有人揭秘当年全国知名的狗地主刘文彩其实是个慈善家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可能是；正如今天致富的群类肯定不全是靠假冒伪劣、贪赃枉法发家的。
历史的翻转已经惩罚了被淹没在浪涛里的人群，我们为何还要给其子嗣贴上耻辱的标签，搞代代被定性的血统论？
中国人在文革以及之前的某一段时期，一直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就要斗争的社会里，从来没有实现过新旧社会转换中的民族大和解，反而在制造与强化阶级仇恨意识。
六零年出生的我们，没有受过狗地主、资本家的欺压，但被培养出了仇恨感情；根本没有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咋个走法，看着义愤填膺的群众把市委、市政府砸了，主要负责人给揪了，那么小都感觉心里很痛快。
昨天你还贴别人治别人，今天你就被贴标签了。
我后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被贴上了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这样的标签，但被排斥的阴影一生都在我心底伴随。
那年月被身份认定更为困扰的不仅仅是我们，还有那些无端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，他们曾经浴血奋战，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位置，文革的错乱带给他们的实在不比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要少。
想是这样想，我好像就始终没能从阴影里彻底走出来。我带学生那么多年，对那些已经被贴上标签的所谓差生格外的好，我管学校把一个著名雕塑家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”拿来做校训，心底还是存有那种被认定的痛楚。
这一辈子，至少在我能影响的范围内，很努力的去抵御它，绝不妥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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